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道出了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下，商人只有依靠权力，走“官商结合”之路方能成就。
清末商人胡雪岩一生勤恳、智慧、圆世，凭其结交之术、用势之妙，从白手起家到二品红顶，从富可敌国到家破人亡，诠释了中国“官商结合”的全过程。台湾著名学者曾仕强先生评价：“胡雪岩其实是范蠡、白圭、吕不韦的综合体。他有范蠡的致富之道，有白圭的经营之道，更有吕不韦的政商之道”，“胡雪岩现象”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依靠官商结合以获取利益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血脉还将继续和延伸……
“官商结合”由来已久，商必须依赖于官，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官必须控制、左右商，方能体现价值和权威。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金钱就已经在社会政治领域崭露头角，显示了它无坚不摧的威力。当金钱的魔爪伸向政治领域，政界便俯伏在金钱的淫威之下。金钱作为政治权术斗争中的重要物质武器，长期地、广泛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加速了对政治的侵蚀和腐蚀，随着金钱和政治的结合，封建吏治形成根深蒂固的恶疾，贿赂之术风行。在中国封建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不受制约和无所不包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最大限度地向着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延伸和膨胀，掌权者总是通过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双方以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方式实现二者的统一。
解读之一：商人法律地位的弱势必然会导致“官商结合”后的“双赢”结果
商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我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但是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沿袭下来，历代对商人采取打压与限制的政策：不许乘马，不许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直至清雍正皇帝“重定四民之序”，依然强调商人的地位低下。商人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自秦统一以来，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之下，国家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经济，控制资源配置，在这种环境下，商人难以靠自己的经营成功，唯一只有依赖权力，利用权力，以成就自己的事业。.战国时的大商人吕不韦，以金钱为活动资本，使流浪的秦公子继承为王，自己得“丞相”之位；西汉末，李通、樊宏等大商人追随刘秀起兵，成为东汉的开国功臣；唐江陵富商郭七郎纳钱数百万，官至横州刺史。卖官鬻爵、商贾胥吏、争赂藩镇，只要财物满足，“即升朝籍”。于是“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明代商人以雄厚的资财公开或变相地买官者，比比皆是：徽商刘正实“慨然任捐”，结果“生子七人，皆显官。”商人以大量金钱输入官府，便官运亨通。
解读之二：中国长期农耕社会“重农抑商”政策是“官商结合”的制度因素
“重农抑商”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商君书 壹言》篇说: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末”指的就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集权社会，比起随利而走的商人，束缚于土地的农民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既易于征税，又易于管理。传统文化中，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商人一直处于矛盾之中，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在追逐财富过程中，人们很清楚商人所独具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因素，….是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不论封建统治者采取什么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最活跃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一些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赋予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既享有盛誉，又拥有一定的势力。商人这种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商人在这种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的制度和文化下，其经商所赚取的财富，一般都要靠官宦的照顾，假如官宦失势，其他官宦就可能加以干预，阻碍发展；即便幸运地得到官宦的长期庇护，子孙又能秉承先业，他们的财富也鲜能维持长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官商结合”再次成为中国商人首选。
解读之三：“权力万能”是“官商结合”长期生存的温床
在封建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官愈尊，禄愈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权力不仅可以带来与其权位相应的合法俸禄，还转化为灰色财富；权力本身不创造任何财富，但能决定财富的分配。对权力的追逐是谋求财富的捷径，为了“发财”就得“谋官”；为了“夺利”就得“争权”。“权”产生利、带来“名”、赢得“尊”，中国人畏惧权力、又渴望权力、崇拜权力；权力代表着利益，意味着地位，象征着成功；权力支配着一切，制约着一切，享受着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商人依附权力的大小决定其财富的多寡。在数千年历史中，有一点是始终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控商。这种“控”的主动权始终在政府手上，在商与官的长期博弈中，力量对比从未发生过改变。以中国近代史上晋商和徽商为例，他们做生意依附的是皇权，接受皇家支派甘当附庸，以获巨利。晋商除在国内外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外，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帮助官府进行财政周转，甚至转手卖官鬻爵中钻营行贿的赃款、窝藏皇公大臣和各级官吏搜刮地皮而来的银钱，成为中国历史上官商结合的典范。同样徽商的发迹，与他们取得官方许可从而垄断盐业的经营是密不可分的。“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之道，乾隆六下江南，均由其接驾，被乾隆授以布政使之衔。皇权至上，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江春清楚：“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一语成谶，到道光年间徽商灰飞烟灭。在皇权的庇护之下，徽商所攫取垄断利润是惊人的，时人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
解读之四：儒家的传统思想主导着“官商结合”的生长
孔子以义利之辨作为君子与小人之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向梁惠王陈言“何必曰利？”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家危矣”；用儒家标准来衡量，经济即所谓的“利”，是不值得看重的东西。虽然儒家文化提倡重义轻利，但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们却从来是利义兼得的。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愈甚，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笼罩和控制愈加严密，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实际上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机会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富”与“贵”能够合一的根本原因。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知识和修养只有经过官场的历炼才被视为正途，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子弟，唯一的奢望就是进入官僚行列；儒家文化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这也是儒家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王朝更迭、社会变迁而不衰的最根本的原因，儒家文化是官僚政治的核心，而官僚政治是儒家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在重农轻商和催化政治腐败方面，儒家文化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为什么张謇灭亡于捐助过多？这仍然是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解读之五：人性的弱点（无穷追求财富）加剧“官商结合”深度
管仲、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在追求财富的终点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一切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为最终目的封建王朝以“维持黎民不饥不寒”为治世目标，认为富人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明初富商沈万三为巴结皇室，曾助筑南京城，又请犒赏军队，使出身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即使是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没有突破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鼓励百姓“安贫乐道”的思想，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强调政治教化，“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一旦幻灭，人们不再相信任何道德。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财富本身的理解，还是对财富的向往，其实都很原始。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财富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对财富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严刑重罚已抵挡不了当下全民参与、铺天盖地、来试汹汹的财富潮、权力欲。当今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绝大数人是没有免疫力，人们也无法过高地奢望权贵们在巨额金钱面前采取高尚的自制行为。官无商不富，商无官不安。商人的财富需有权力加以保护，而官方的权力又需要通过捷径换取财富。“礼尚往来”这一诫律使利益交换具有一种现行道德含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看到：企业精英风云迭起，各领风骚数年，可又有几人至今稳座钓鱼台？辉煌过后折戟沉沙者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多与“官商结合”相联……“官商结合”已成为“癞皮之癣”屡治不绝之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