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成立至今已有八十五年历史。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老党，它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致力为公”的宗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建设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国家努力奋斗。它的经历，它的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鼓舞我们致公党人在今后的征程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中国致公党成立初期的思想和纲领是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以“联省自治”（即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这一思想和纲领的形成，与海外洪门爱国爱乡的民族情结，以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海外洪门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海外洪门组织的兴起与美洲致公堂
海外洪门人士大多来自国内被清朝统治者追杀的洪门会众和贫苦人家子弟，他们背井离乡流亡到海外谋生。为了适应海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按国内洪门的规范开山立堂，提出“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行动纲领，在海外华侨中建立众多组织，受到华侨的热烈拥戴。
早在18世纪末，在新、马为中心的南洋地区就有一些华侨秘密组织出现，这类组织对外一般称为公司，如1777年广东梅县人罗方伯率天地会众在印尼的加里曼丹西部山羊口，以洪门名义建立兰芳公司，其规模和权力之大不亚于一个小小的“共和国”。洪门传入美洲约在1852年左右，与南洋地区相比，北美的洪门团体其人数与势力较弱，但发展较快，后来居上。洪门组织在美国九大埠，几乎埠埠都有堂。其中三藩市（即旧金山）的堂号最多，总堂也最大。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所载，计有致公堂、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等26个，其中以致公堂势力最为雄厚。据载，十九世纪末美洲约有80％的华侨入围 (洪门称入盟为入围)。
最初在三藩市成立的致公堂对外称义兴公司，第一任首领相传为林迎，也有说是太平军将领罗益。1891年因堂斗，总部被警方封闭，1893年又恢复活动。到1897年由黄三德任盟长，被称为美洲致公堂大佬，此时致公堂力量大盛。当时在洪门会党中，数致公堂为“势力至大，人才至众，章程最善，财力最厚之大会党”（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以美洲而言，“华侨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二、致公党建立前的思想准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洲洪门组织力量的壮大，被当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所关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美洲大肆活动，深入侨胞中广泛进行各自的宣传，着重于在洪门会党中寻求政治支持。他们到处演讲，主要骨干亲自加入海外洪门组织。例如，梁启超游历加拿大和美国前后达十个月，在美国访问了二十几个城市，发表了上百次演说。康有为1905年2月访美，大宣大讲他的大同世界蓝图。梁启超、徐勤、欧榘（ju）甲等保皇党骨干都加入了致公堂，利用它来扩展保皇党的组织。
1903年冬，孙中山由致公大佬黄三德写介绍函推荐，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国安会馆，任职“洪棍。(即大元帅)。根据洪门会党只接受帮内人领导和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领导和改造海外洪门的关键性一步。1904年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给原先以生存自卫、互济互助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随后，孙中山在致公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向他宣传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十六字纲领一字不改地写进了同盟会的总章。孙中山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受到致公总堂洪门叔父大佬义兄等的欢迎。后来，又有大批洪门人士参加同盟会，直接投身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对洪门组织如此重视，正如他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指出的：“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海外洪门素有爱国爱乡的民族情结，对国内的变革十分关注。在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全力以赴，支持国内革命运动。致公堂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他们或建立革命组织，团结爱国侨胞；或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牺牲，参加武装起义；或慷慨解囊，助饷筹集革命经费，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的洪门致公堂人士不惜献身，其志已在“争共和”而不在争“复明”了。（《神州日报》1912.3.23.）
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国内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是，民国政府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很快，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孙中山在做了不到一年的临时大总统，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从1912年到1922年，国内的志士仁人对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进行了多种探索，最终逐步形成了两派主要的观点，一派观点是学习“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以“南北妥协”、“联省自治”（即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另一派观点是走“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进行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当时洪门致公堂已成为关心祖国政治发展的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集中代表海外华侨的意志，维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并参与祖国的政治活动。他们或由于寄居在联邦制民主国家，对联邦制有所了解，或认为战争会招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普遍接受了第一派的观点，支持以“联省自治”来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因此当1925年2月陈炯明派遣代表陈应权，叶少石二人到南北美洲联络侨胞，宣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时，受到当地致公堂全埠侨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加拿大维多利亚城的致公堂立即作出“组织新政党，反孙迎陈”的五项要案：（一）华侨赞成联省自治；（二）举陈炯明为新党首领，组织政党；（三）筹助粤军饷项；（四）设立航空学校；（五）选派代表回国，徵求陈氏同意（摘录《陈炯明研究》陈定炎2004年）。
由此可见，洪门致公堂已从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争共和”，发展到赞成“联省自治”政治观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高度，为组建独立政党作好了思想准备。
三、致公党建立前的组织准备
1912年到1925年期间，正当国内纷纷成立政党，探索国家前途之际，不少洪门致公堂的有识之士也在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并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同年11月，孙中山向美洲洪门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函，要求各埠洪门对外仍以旧名，而其内则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此函寄到各埠致公堂之后，大多数皆不以为然，无有遵函改组者。盖各埠洪门人士对于孙文，已失信仰之心。因其不能为洪门立案，而有意消灭洪门。忘前日之恩，负前日之义。今穷蹙之时，又欲再利用洪门，无怪洪门人士之不理会也。”（《洪门革命史》黄三德1936年）虽然洪门致公堂没有改组成中华革命党支部，而单独组党的意识已在致公堂高层人士中逐步形成。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回美国后继续酝酿组党。
1923年10月，在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上，美国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倡议改堂为党，以求“先烈当年反清复明，流血牺牲，所谋之民族革命，得以继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国革命之工程”（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第三次恳亲大会作重讨论了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黄三德、司徒美堂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具体筹划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工作。大会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1925年8月筹备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就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了全球洪门人士。
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产生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推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陈、唐并没有出席旧金山的成立大会，而是由委员总会的成员共同签署一份推举证书，请陈、唐出任，陈、唐接受了推举。这次会议，后来被追认为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都建立了党组织，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致公堂组织也实行改堂为党，使致公党组织遍布亚洲、美洲等30多个国家。
四、致公党建党初期的政治纲领
致公党建党初期的政治纲领是由陈炯明制定的，它的形成，与当时国内政治发展趋向有着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让海外华侨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们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同时也受到海外广大华侨社团的支持和拥护。1920年时，孙中山也赞同“联省自治”，当年毛泽东就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支持湖南省“自治”的文章。后来，孙中山接受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建议和援助，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积极准备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因此，与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形成对立。
当时“联治”运动有两个主要的武力支持者，一个是广东陈炯明的粤军，另一个是广西唐继尧的滇军。陈炯明于1922年，六一六事件（所谓炮打总统府）发生后，重回广州执政时，即拟组织新政党，冀求以政治和平方法，贯彻其联治统一的主张，联治派国会议员褚辅成曾南下广东，商议起草党纲事宜。陈炯明和唐继尧因政治观点相同而成盟友，1925年底，陈炯明的粤军在东江与在广西唐继尧的滇军，相继被蒋介石及其广西盟军李宗仁所击败，“联治”运动便失掉了两个主要的武力支持者。
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在广东的活动，得到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援。陈炯明的革命军里，也有不少南洋归侨。第一次讨袁失败，陈炯明逃亡南洋两年多，与当地侨胞更有深切的关系。至于南北美洲的华侨，陈炯明亦早有联络，美国洪门致公堂领袖黄三德挽陈联中就说：
当民国初年时候，在它城夜话，不堪往事溯从头。
为洪门再建功勋，是老友心期，岂料中途遽撤手。
香港《士蔑西报》1925.11.16评论说：“报载美国三藩市之致公党已选举陈炯明为其党之领袖，并通知陈氏其选举的结果，请求陈氏早日就职。致公党原本不是一个政党，是美洲华侨所组织最大的一个秘密会社，叫致公堂。在广州西关屠城事件发生之前，致公堂一直是孙中山忠诚的支持者。现在陈炯明被选为该党的领袖，实不足奇，因为现在中国没有比陈炯明更为华侨所知，而尊敬的人”。
陈炯明做了中国致公党的总理，于1926年初东江战事结束，便与福建督军周荫人安排解散粤军的善后工作后，即退居香港，专心致力于致公党党务工作，并亲自拟定党的宗旨，制定《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书》，提出有关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侨务等要旨六十四项，具体阐述建立联邦制政府，实行多元化的民主议会政体的和平统一中国的意见。
综上所述，中国致公党成立初期正处于中国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多少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了探究“如何才能救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到处寻求答案的纷争年代，无论他们各自选择的是什么道路，都是寻求中国进步发展的探索者。他们的成败、得失，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回味。
【附】文中的历史资料源自：
1.《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
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5.）
2.《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畧》俞云波、吴云乡、赵寿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3.《中国致公党史论稿》陈昌福著（香港语丝出版社2007.3.）
4.《陈炯明研究》陈定炎著（2004年）